IPO不再是唯一出路，中国Biotech被迫转向全球竞争

2025年一季度，国内创新药企在港交所与纳斯达克合计只跑出3单IPO，而同期管线授权出海的首付款总额已逼近18亿美元。融资闸门收紧，退出通道改道，中国Biotech的生存逻辑正在被重写。

希鸥网观察到，成立于2017年的博远资本创始合伙人陶峰，在创业邦《Signals》访谈中给出了一个冷静判断：行业热潮退去后，国内Biotech已正式直面全球竞争，IPO不再是唯一出路，管线授权与并购同样可以兑现价值。这句话戳中了当下最现实的痛点。

先看商业模式底层的变化。过去十年，中国创新药的估值锚是“对标式研发”——海外验证过的靶点，国内快速跟进，靠医保放量和港股18A通道完成闭环。这套打法在流动性宽松时成立，一旦港股18A日均成交额萎缩到峰值的四成以下，估值锚就断了。

供应链成本结构的压力同样在倒逼。临床前研究的人力成本三年上涨约35%，而同期海外同类CRO报价下降，单纯靠“工程师红利”压成本的空间正在收窄。差异化不够的管线，连授权谈判的桌子都上不去。

用户心理也在迁移。跨国药企的BD团队不再为“me-too”付溢价，他们要看的是临床数据能否在头对头试验中胜出。陶峰所说的“难以复制的差异化优势”，翻译成商业语言就是：你的分子，别人三个月仿不出来。

希鸥网认为，这轮转向的实质是一次价值兑现方式的切换，而非行业衰退。IPO是向二级市场要钱，授权是向产业资本要钱，并购是向战略买家要钱。三条路对应三套能力模型，过去所有公司都在练第一条，现在被迫补课后两条。

对创业者而言，第一个可操作的动作是重排管线优先级。把资源集中到1至2个能拿出全球首创或同类最优临床数据的项目上，其余管线该停就停、该授权就授权。砍掉长尾项目，就是把现金流从“维持体面”转向“换取筹码”。

第二个动作是提前半年到一年启动BD。授权谈判的周期普遍在6至9个月，等到账上现金只够撑半年再谈，议价权已经归零。把临床数据包、专利布局、CMC资料提前做成可对外交付的标准化材料，谈判效率会完全不同。

第三个动作是接受“卖身”也是一种成功。并购退出对创始人而言意味着控制权让渡，但对团队和患者而言，管线继续推进才是目的。把公司当成一个可以被收购的资产来经营，估值预期会更理性，决策也更少情绪干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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