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月22日至23日,以“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”为年度主题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在北京举办,约600名中外嘉宾参加,除主论坛外还设有5场平行论坛、6场专业沙龙。此前一晚,配套的成果发布专场推出27项成果、促成2项签约,涵盖联合考古、文献整理、数字语料库、国际展览等多个方向。
我把这场论坛的公开信息读了一遍。需要先说清楚一件事:这个场合的主语是文化,不是生意。文化遗产的保护属于公共事业,投入来自公共资源,评价标准是公众能不能受益。
但我的职业习惯改不掉。做了十二年企业服务,一边运营创投媒体,一边做内容工具,看到任何一个信号,我都会先问一句:这里面有没有人能把事情做成。所以这篇文章不谈文化该怎么保护——那是学者和主管部门的题目——只谈一件事:一个创业者从这盘棋里能看到什么。
文化遗产是公共资源,这一点决定不了任何一家公司的胜负。
中轴线、长城、大运河、琉璃河遗址,这些都不归任何一家公司所有。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61项,北京有三千多年建城史、八百七十多年建都史,可用的素材多得是——问题恰恰在这里:素材多得是,所以素材本身不值钱。
这一点和大多数行业的逻辑不一样。多数生意里,上游资源就是壁垒:独家代理、稀缺牌照、抢不到的产能。文化这条赛道没有这种上游。素材端是开放的,谁都可以拍、可以写、可以做内容,没有人能把它占住。
所以有几类优势在这个行业里是虚的:我认识某家机构的人、我拿到了某个题材的合作、我在某个项目里挂了个名。这些东西能帮你搞定一次立项,但它们随时可以被换掉——因为提供这些东西的人,对谁都是同样的态度。
听起来是坏消息,实际上是好消息。没有资源垄断,意味着竞争不会在起跑线上结束,胜负只能在后面的转化环节里分出来。而转化这件事,恰好是绝大多数人做不好的。
从遗产到产品之间,隔着一次翻译,这次翻译才是真正的工作量。
论坛里那些真正被记住的东西,都是翻译的成果。戴上特制眼镜,圆明园四十景从历史里走出来;抬手轻挥,大慧寺沉睡的明代彩塑活了过来;地坛公园里四百多家出版社的书市,让一座祭坛成了城市周末的去处;白塔寺的中医市集、法源寺的丁香诗会,把文脉和日常摆在了同一条街上。
我愿意把这件事叫做“直观翻译”,因为它本质上就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。一端是学术的、专业的、考据的语言——考古报告、保护方案、文献研究;另一端是大众的、消费的、日常的语言——一杯咖啡、一场市集、一段可以戴上眼镜看三分钟的数字内容。这两端之间隔得非常远,远到很多专业机构自己做不了这件事,很多商业团队也理解不了另一端在说什么。
而翻译需要的能力是交叉的。你要对内容有足够深的理解,才知道哪些细节不能动、哪些地方可以演绎;你也要对产品和消费场景足够熟悉,才知道什么样的形式能让人愿意花两个小时。这两种能力很少长在同一个团队身上——懂文化的团队往往不理解产品节奏,懂技术和流量的团队常常把文化当背景板。交叉的地带最缺人,也最值钱。
所以这个行业真正的稀缺,从来不是我能不能用到某个素材,而是我能不能把素材讲成一个有人愿意听的故事。素材是公共的,翻译是私有的。私有的那一部分,才是能积累的资产。
技术把呈现的门槛降下来了,理解的门槛一点没降。
论坛里有一句话我划了线:数字技术重构人与文化遗产的交互关系,让人们以更低的门槛触摸文化遗产的细节与温度。这句话是准确的。呈现的门槛确实在降,而且降得很快——数字复原、沉浸式体验、虚拟展陈,今天的制作成本和三五年前完全不是一回事,人工智能还在继续往下压。
但一样东西变便宜,通常意味着它不再值钱。当所有人都能做出画质不错的数字复原、都能搭出一间沉浸式展厅,决定成败的东西就换到了另一头:哪一处细节值得放大、哪一个故事值得讲三分钟、这一段历史该给哪一类人看。这些判断,技术一个都替你做不了。
这和AI普及之后的内容行业是同一件事:生成一段文字的成本降到了接近于零,但决定哪一段文字该写的成本没有降。工具会替你呈现,不会替你选择。
论坛发布的报告里有一个提法值得注意:中华文明标识的传播正在从符号展示走向价值共鸣。换成创业语言就是——把纹样印在杯子上,做的是符号的生意,很薄;让人在这个产品里看到自己认同的东西,做的才是共鸣的生意,那才有厚度。前者谁都能做,后者才需要真正理解。
要分清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,这是两本账。
翻一遍这次发布的成果清单,会看到两类东西混在一起。一类是公共文化服务:公益书市、博物馆免费开放、非遗丛书、档案文献名录、联合考古项目。这些是社会效益的账,投入来自财政和公共资源,衡量标准是覆盖面和公众获得。另一类是可能形成消费闭环的:文创产品、展览演出、文旅体验、视听内容、国际交流项目。这些才有机会进市场。
创业者最容易犯的错,是把两本账混在一起看。看到公共领域的大投入,就以为那是一个大市场,进去之后才发现这笔钱不是按市场逻辑花的;或者拿着商业计划书去要公共资源,结果两头都不落地。
有一个很简单的判断办法:看这笔钱是谁掏的。财政掏的钱,你要想的是怎么以服务方、供应方的身份参与进去,挣的是能力费;消费者掏的钱,你要想的才是产品和复购。先分清钱从哪儿来,再决定自己站哪个位置。
这一轮信号里,有一个词值得创业者划出来:社会力量。
官方口径里提到了“多渠道调动社会力量”“多元主体携手保护文化遗产”。这两句话放在一起,指向的是一件明确的事:这个领域正在从单一主体供给,转向多主体参与。对市场来说,这就是开口。
但机会的形状往往不在体量最大的那件事上。大遗址、国家重点考古遗址公园、大型博物馆的改造提升,工程体量大、周期长、责任主体明确,第三方能参与的多是配套环节,不是主角。
更现实的机会在周边。内容的持续生产——一次大展只有三个月,但围绕它的内容可以做三年;面向游客和市民的体验设计;本地生活服务;文创的供应链;技术工具;面向青少年的教育产品。这些环节有一个共同点:被需要,但没有被专门做好。而新公司能站住的地方,通常就在这种缝隙里。
希鸥网这些年服务过不少内容和文旅方向的企业,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:这个行业的团队普遍不缺情怀,缺的是把情怀拆成产品的能力。情怀谁都讲得出来,但把它拆成一张时间表、一份成本结构、一套可复制的交付流程,能做的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错配:这行的叙事单位是代际,创业者的账是季度。
文化遗产讲的是几十年、上百年的尺度,而一家创业公司的生命是以季度计的。这个错配决定了:纯粹做理想的公司很难活下来,纯粹做流量生意的公司很难留下东西。
所以做这一行需要一个特别的结构——短期能活,长期能积累。用能快速变现的业务,去养需要时间沉淀的资产:商业内容养自有的内容能力,服务收入养方法与工具,短期项目养长期IP。指望文化资产本身在前三年就回本,多半会失望;反过来,只做变现从不积累,三年之后会发现手里什么也没剩下。
不能用一场活动的节奏,去做一件以代际为单位的事。
说到这儿,聊聊在这个领域创业为什么格外难。
难在你做的事情价值越长期,短期就越难被证明。你面对的不是市场不认可,而是市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认可,而现金流不会等你。这两件事同时为真,是这一行最磨人的地方。
难在你的资源是公共的,别人同样拿得到。所以你的优势只能长在自己身上——长在方法上、长在对具体人群的理解上、长在团队手上那点说不清的手感。这些东西长起来很慢,也就因为慢,别人抄不走。
还难在你需要同时具备两种相反的性格:对内容要有敬畏心,对生意要有务实感。敬畏心让人不敢动,务实感催着人要改,改到哪一步为止没有标准答案,只能一场一场试出来。
所以我的三条建议是:一,先分清两本账,选定自己站哪一边,不要两边都想要。二,把能力建在翻译上,不要建在资源上——资源是别人给的,随时会变;把素材讲成故事的能力是自己长的,只会越来越厚。三,接受这个行业的节奏,但不要拿长周期当借口,每一年都要有一个能在短周期里被验证的成果。
文化遗产是所有人的。但把它翻译成产品、再送到人手上的能力,只属于愿意在这件事上花时间的人。这件事急不来,也绕不过去。
(作者系希鸥网创始人 李志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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